公共管理学马工程如何推动中国特色公共治理现代化
在新时代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理论构建与实践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深度融入,不仅重塑了该学科的知识体系,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本文将从马工程的内涵出发,系统探讨其对公共管理学的重构作用、教学改革路径、科研创新机制以及政策转化能力,并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方向。
一、马工程的基本定位与公共管理学的契合点
马工程是党中央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而实施的重大战略工程,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公共管理学中,马工程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根本遵循,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
这种定位与公共管理学的核心使命高度契合。公共管理学关注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如何有效配置公共资源、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阶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等理论,恰恰为理解现代政府职能演化、制度设计逻辑和权力运行规律提供了深刻洞察。例如,在基层治理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何“枫桥经验”能在全国推广;在数字政府建设中引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则有助于识别技术赋能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
二、马工程推动公共管理学教材体系重构
过去十年,马工程重点教材陆续出版,其中《公共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成为全国高校广泛采用的标准教材之一。该教材由国内顶尖学者牵头编写,充分体现了“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的理念,内容上突出党的领导、人民中心、法治思维三大主线。
相较于传统西方主流公共管理教材偏重效率导向、新公共管理范式,马工程教材更注重价值引领与制度嵌入性。比如,在讨论“政府绩效评估”时,不仅引入国际通行指标如KPI、平衡计分卡,还结合中国党政领导干部考核机制,强调政治忠诚度、群众满意度、生态责任履行等非经济维度。这种差异化设计使得学生既能掌握全球通用工具,又能理解中国特色治理逻辑。
此外,教材编排注重案例本土化,大量使用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深圳智慧城市治理、上海社区微更新等真实案例,增强课程的现实感与代入感。这既满足了高校思政教育的要求,也为学生未来投身公共部门打下坚实基础。
三、教学改革:从知识传授到价值塑造
马工程落地的关键在于教学层面的深度转化。近年来,许多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围绕“课程思政”展开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机融入专业课程。例如,在《公共政策分析》课中,教师引导学生运用阶级分析法解读医保政策变迁,揭示不同群体在医疗资源分配中的利益博弈;在《行政伦理学》课程中,则通过苏东坡、焦裕禄等典型人物事迹,强化“为民服务”的职业操守。
这种教学模式转变,促使学生从单纯的技术学习者成长为有使命感的社会参与者。一项针对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70%的学生认为马工程相关课程显著提升了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同时,教师队伍也在逐步转型,越来越多青年教师参与马工程课题项目,形成“以研促教、教研融合”的良性循环。
四、科研创新:打造自主知识体系
马工程不仅是教材建设任务,更是学术研究平台。目前已有多个国家级智库和高校研究中心聚焦于“中国公共治理现代化”主题,产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提出的“整体性治理”模型,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与数字时代的协同治理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则基于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提炼出“县域治理共同体”概念,被纳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参考文件。
这些成果表明,马工程正推动公共管理学走出“西方话语依赖”,转向基于中国实践的问题导向型研究。科研团队不再盲目追随国外期刊影响因子,而是更加关注能否回应国家战略关切,能否服务于地方治理痛点。例如,针对基层减负难题,有学者提出“权责清单+数字化监管”双轮驱动方案,已在多地试点见效。
五、政策转化: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
公共管理学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马工程通过设立专项课题、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等方式,促进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互动。例如,“十四五”期间,教育部联合中央党校等部门设立“新时代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工程”,直接吸纳高校研究成果用于编制《基层治理能力评估指南》,并配套开发培训课程体系。
更重要的是,马工程推动建立“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机制。地方政府主动邀请高校研究人员参与重大决策论证,如广州南沙新区邀请中山大学团队协助制定跨境治理规则,成都高新区委托四川大学团队优化产业园区营商环境。这种合作模式打破了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的壁垒,使公共管理学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智力支持。
六、挑战与展望:迈向更高水平的融合发展
尽管成绩显著,但马工程在公共管理学领域的推进仍面临若干挑战。一是师资力量分布不均,部分中西部地区高校缺乏高水平马工程人才;二是教材更新滞后于实践发展,如人工智能治理、碳达峰碳中和等新兴议题尚未充分纳入;三是评价体系单一,仍以论文数量为主,难以激励原创性和应用型成果。
为此,建议下一步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设立区域性马工程教学示范基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第二,建立动态更新机制,每两年修订一次核心教材,确保内容紧跟时代脉搏;第三,改革科研评价标准,增设“政策采纳率”“社会影响力指数”等量化指标,激发学者服务国家大局的积极性。
总之,公共管理学马工程不是简单的理论灌输,而是系统性的学科再造工程。它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扎根中国大地、回应现实问题、培养合格人才、输出治理智慧。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治理话语竞争中彰显中国方案的独特优势,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