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管理学原理教材马工程（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作为我国高校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的权威教材，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该教材由教育部牵头组织编写，汇聚全国顶尖学者力量，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系统构建了中国特色管理学知识体系，不仅填补了传统管理学教材中本土化理论缺失的空白，也推动了教学内容与国家战略需求的高度契合。
一、教材定位：从西方移植到中国重构
长期以来，国内高校管理学教学多依赖翻译引进的西方经典教材，如《管理学》（斯蒂芬·罗宾斯）、《管理学原理》（哈罗德·孔茨）等。这些教材虽体系成熟、逻辑清晰，但其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与我国国情存在差异，难以满足新时代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人才的需求。因此，“马工程”教材应运而生，其核心目标在于构建立足中国实践、回应时代命题、体现中国智慧的管理学话语体系。
1. 理论根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教材强调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将管理活动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揭示管理的本质是人类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在讲解组织行为时，不再单纯聚焦个体心理或群体动力，而是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治理结构变化，分析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新型劳动关系，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
2. 内容创新：融合中国实践与全球视野
教材突破传统章节划分模式，增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创新”“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转型”等专题模块，引用大量改革开放以来的典型案例，如华为的狼性文化、海尔的“人单合一”机制、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等，使学生能够理解中国管理经验的世界意义。同时，教材还保留了对西方管理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形成“中西互鉴、融通创新”的编排特色。
二、教学应用：推动课堂革命与能力导向
随着新文科建设推进，“马工程”教材正在成为高校管理类课程改革的重要抓手。许多高校将其纳入本科核心课程必修教材，并配套开发案例库、在线课程、研讨式教学方案，实现从“灌输式讲授”向“探究式学习”的转变。
1. 教师角色转变：从知识传递者到引导者
教师需深入研读教材，掌握其内在逻辑与价值立场，才能有效开展课堂讨论。例如，在讲授“决策科学化”章节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对比中外企业在重大战略决策中的不同路径——中国企业更注重集体智慧与政治考量，而西方企业则偏重数据驱动与效率优先。这种比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辩证思维。
2. 学生能力提升：强化问题解决与社会责任感
通过项目制学习（PBL）和案例分析训练，学生不仅能掌握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大职能的基本技能，更能学会运用管理工具分析现实问题。比如，在某高校《管理学原理》课堂上，学生小组围绕“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合作社的运营困境”展开调研，最终提出基于党建引领的治理优化方案，获得地方政府采纳。
三、学术价值：促进学科自主与理论原创
“马工程”教材不仅是教学资源，更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它促使学者重新审视中国管理实践中积累的独特经验，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和模型，从而打破“管理学只有西方才有话语权”的认知局限。
1. 推动本土理论建构
近年来，一批学者基于教材框架提出“嵌入式治理”“组织韧性”“共同富裕导向的企业绩效观”等新概念，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流派。例如，清华大学陈劲教授团队提出的“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就受到教材中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论述的启发。
2. 支撑政策制定与行业实践
教材内容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的认知逻辑。如中央党校干部培训课程中广泛使用该教材，帮助领导干部建立系统思维与底线意识；大型国企也将其中关于风险防控、合规管理的内容融入内部培训体系，提升组织治理水平。
四、挑战与展望：持续完善与多元协同
尽管取得显著成效，但“马工程”教材仍面临一些挑战：一是更新速度滞后于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二是部分章节深度不足，难以满足研究生层次的教学需要；三是数字化资源配套不完善，影响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效果。
1. 建立动态修订机制
建议设立由高校教师、企业高管、政策制定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每年评估教材使用反馈并及时调整内容，尤其加强对人工智能、碳中和、ESG治理等前沿议题的覆盖。
2. 强化数字赋能与跨学科整合
开发配套APP、微课视频、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增强学习互动性；鼓励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如将心理学、伦理学、大数据技术融入管理学教学，打造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3. 扩大国际传播影响力
加快英文版翻译出版进度，通过孔子学院、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推广中国管理学研究成果，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中国管理学话语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