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私分工程管理费案例：如何依法追责与防范基层腐败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各类工程项目如道路硬化、水利改造、危房改造等大量落地。然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个别村委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应用于工程建设的管理费用私自截留、挪用甚至贪污，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和政府公信力。此类“村委私分工程管理费”的案例屡见不鲜，已成为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风险点。
一、典型案例剖析：某县X村工程管理费被侵占案
以某省某县X村为例，该村在2023年实施一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时，财政拨付专项资金共计150万元，其中包含工程管理费15万元（按比例提取）。然而，项目竣工后审计发现，该笔管理费并未用于项目监管、协调或技术服务，而是由村委会主任张某及其班子成员集体私分，每人分得约2.5万元，总计12.5万元，剩余2.5万元作为“办公经费”存入村集体账户，未公示用途。
经村民实名举报并由县纪委监委介入调查，确认张某等人构成职务侵占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1条相关规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其余涉案人员分别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并责令退还全部非法所得。此案在当地引发强烈反响，也暴露出村级财务管理、项目监督机制的薄弱环节。
二、问题根源：制度漏洞与权力失衡交织
1. 财务管理制度形同虚设
多数村庄虽设有报账员或会计岗位，但缺乏专业培训与独立监督机制，导致财务审批流于形式。例如，部分村委在支出前仅由少数人签字即可报销，无第三方审核，极易形成“一支笔”审批模式，为私分行为提供便利。
2. 项目过程透明度不足
许多农村工程项目信息不公开、不公示，村民无法了解资金流向和使用情况。即便有公示栏，也多停留在纸面，内容模糊，更新滞后，未能真正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3. 村委会权力过于集中
一些地方仍存在“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重大事项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决策过程封闭，缺乏民主程序，使得少数村干部可以随意支配公共资金。
4. 监督力量薄弱
乡镇一级纪检、财政部门对村级项目的日常监督覆盖有限，往往只在年终审计或专项检查中发现问题，事后追责难，预防效果差。
三、法律适用与责任认定标准
1. 是否构成犯罪？——从违法到犯罪的界限
根据《刑法》第271条，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村委成员而言，若其属于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且负责管理集体事务，则可视为“其他单位人员”，一旦金额达到6万元以上（部分地区标准不同），即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如何界定“私分”行为？
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如果只是因工作疏忽导致管理费误发或滞留，尚不构成犯罪；但如果明知资金用途却擅自分配给个人或小团体，则明显具备非法占有性质，应依法追究责任。
3. 多重法律责任叠加
除刑事责任外，还可能涉及：
- 党纪处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 政务处分：若涉事人员为公职人员，依照《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给予警告、记过、降级、撤职等处罚；
- 民事赔偿责任：需退还非法所得，并承担相应损失赔偿。
四、应对策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长效机制
1. 强化制度设计：推行“阳光工程”管理模式
建议建立“三级公示+电子台账”制度：项目立项、预算编制、资金拨付、施工进度、验收结果等全过程公开，通过村级微信群、公众号、公告栏同步发布，接受村民实时监督。同时，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2. 推动村务公开标准化与数字化转型
依托“智慧乡村”平台，开发村级财务管理模块，实现资金流水线上留痕、自动预警异常支出（如单次大额转账、非正常时间支付），提升透明度与可追溯性。鼓励村民扫码查询账目明细，增强参与感和信任感。
3. 完善村级议事规则，落实民主决策机制
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党支部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杜绝“一言堂”。对于涉及资金使用的重要事项，必须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保留会议记录和影像资料备查。
4. 加强基层纪检力量下沉与能力建设
推动乡镇纪委向村延伸派驻监督员，定期开展廉政谈话、财务抽查、信访核查等工作。加强对村支书、主任、报账员等关键岗位人员的廉洁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其法治意识和履职能力。
5. 建立举报奖励与保护机制
设立村级廉洁监督热线，对实名举报属实者给予适当物质奖励（如现金补贴、荣誉证书）；同时明确保护举报人隐私和人身安全的责任主体，消除群众顾虑，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
五、结语：从个案反思到系统治理
村委私分工程管理费案例绝非孤立事件，它折射出基层治理体系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要从根本上遏制此类问题，不能仅靠事后追责，而应构建一套科学、规范、可持续的制度体系，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让群众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清廉乡村”的目标，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