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关于工程管理：如何依法规范项目全流程以防范法律风险？

在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深化、工程项目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工程管理已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合同履行、质量控制、安全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复杂系统。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通过发布司法解释、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意见，逐步构建起一套以法治思维推动工程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的体系。本文将围绕最高法对工程管理的核心要求，深入剖析其在合同管理、质量责任认定、农民工权益保障、施工过程证据固定及纠纷处理机制等方面的最新立场，并结合实践案例提出可操作的合规建议。

一、最高法为何高度重视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领域的法律风险具有高度隐蔽性和长期性，一旦发生事故或争议，往往牵涉多方利益，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根据最高法2023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其配套文件，工程领域已成为民事审判中争议最多、案情最复杂的类型之一。据统计，全国法院每年受理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超过15万件，其中近60%涉及工程质量、工期延误、工程款结算等核心问题。

最高法之所以频频发声，根本目的在于：
一是强化市场主体契约精神，防止恶意违约；
二是明确各方权责边界，减少模糊地带；
三是推动行业治理现代化，从源头上降低纠纷发生率；
四是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

二、最高法对工程管理的核心要求解析

1. 合同管理必须合法有效，避免“黑白合同”陷阱

最高法明确指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若存在“黑白合同”（即备案合同与实际履行合同不一致），应以备案合同为准，除非备案合同明显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或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在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开发商与承包商签订两份合同：一份用于报建备案，另一份为真实执行版本。法院最终认定备案合同无效，因其规避了税收监管且未按规定进行招投标程序。

这意味着企业必须杜绝任何形式的虚假备案行为，确保合同文本一致性、合法性，同时注重合同条款细节设计，如付款节点、验收标准、变更签证流程等，防止因表述不清引发争议。

2. 质量责任划分清晰，谁施工谁负责

最高法强调，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不能停留在口号层面。施工单位作为直接责任人，对其施工范围内的质量缺陷承担首要责任。即使工程已交付使用多年，只要质量问题属于施工阶段造成，仍可追溯至施工单位。这一原则在2024年某高层住宅楼坍塌事故中得到充分体现——尽管房屋已交付十年，法院仍判决原施工单位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此外，监理单位若未尽到法定监督义务，也需承担相应连带责任。这提示工程管理团队必须建立全过程质量控制机制，包括材料进场检验、隐蔽工程影像记录、第三方检测报告存档等。

3. 农民工工资保障成为刚性红线

2021年《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以来，最高法多次强调：“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农民工工资”。在实践中，法院对于违法转包、分包导致欠薪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相关责任人可能面临刑事责任（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最高法明确指出：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的农民工工资负有代付义务，即便双方之间存在争议，也不得以此为由克扣或拖延支付。这对建筑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财务风控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议设立专项工资账户、实行实名制打卡考勤、定期公示工资发放情况。

4. 施工过程证据固化是维权关键

很多工程纠纷源于证据缺失。最高法多次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适用于工程案件，但考虑到建筑行业的特殊性，允许合理推定责任归属。例如，若承包方能提供完整的施工日志、影像资料、监理签字记录，则可以初步证明其已完成约定工作量。

因此，建议企业在日常管理中采用数字化手段留存证据，如使用BIM系统记录施工进度、部署智能摄像头监控现场、建立电子档案库归集各类文件（含往来函件、会议纪要、变更指令）。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应对诉讼，还能提升内部管理水平。

5. 纠纷调解前置机制正在推广

面对日益增长的工程纠纷数量，最高法倡导“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鼓励优先通过协商、仲裁或调解解决争议，而非直接进入诉讼程序。部分地区法院已试点“诉前调解+司法确认”模式，有效缩短处理周期、降低诉讼成本。

例如，北京某大型地铁项目因工期延误引发巨额索赔，双方经住建部门组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后，由法院出具司法确认裁定书，使协议具备强制执行力。这种方式既维护了合作关系，又节省了大量司法资源。

三、企业如何落实最高法关于工程管理的要求？

1. 建立合规管理体系

企业应设立专职法律顾问或合规官，参与重大项目前期论证、合同评审、履约跟踪全过程。同时，定期开展法律培训，提升项目经理、采购人员、技术人员的法律意识。

2. 引入信息化工具提升效率

利用智慧工地平台实现劳务实名制、设备定位、视频监控一体化管理，确保每一环节均可溯源。例如，某央企开发的“EPC+智慧工地”系统已在多个项目中应用，显著降低了法律风险。

3. 完善内部审计与风险预警机制

设立独立于项目部的合规审计组，定期抽查合同履行、资金流向、质量记录等情况，及时发现潜在违规行为并整改。同时，建立风险数据库，对常见问题进行分类归纳，形成标准化应对预案。

4. 加强与政府部门协作

主动对接住建、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了解最新政策动态，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争取政策红利。例如，在绿色施工、装配式建筑等领域先行先试的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政府支持和信用加分。

四、结语：工程管理走向法治化是大势所趋

最高法关于工程管理的系列判例和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工程建设领域正从经验主义向法治化转型。未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必须把合规经营作为生存底线，把法律风险管理纳入企业战略层面。唯有如此，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